(大跃进时期宣传画)
（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典活动）
（大跃进时期宣传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运动介绍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3]
严重影响
而最严重的当属浮夸风的兴起。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曾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其中，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更有一个惊人的“卫星”口号“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匹毛驴拉不动”。作为官方媒体《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竟然在头版头条加以报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整个中国浮夸风盛行。而在科学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思想也发挥到了极致。
1958年6月12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影响恶劣的科普文章，为这些虚报粮食产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4]
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当时的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原因。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
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
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
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浪潮中，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加快生产力方面跃进的同时，开始谋求生产关系方面的跃进，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是大跃进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
